2023年卡塔尔亚洲杯作为2026年世界杯周期前的最后一届洲际大赛，成为东亚三强——日本、韩国与中国的实战检验场。三队在赛事中的表现差异显著，反映出各自战术体系成熟度、阵容深度与临场应变能力的结构性分野。日本队以控球主导、高位压迫的体系贯穿全程，七场比赛仅失3球，进攻端由三笘薰、堂安律与久保建英形成多点联动，最终闯入四强；韩国队依赖孙兴慜的终结能力与黄喜灿的侧翼冲击，在淘汰赛阶段暴露中场控制力不足的问题，止步八强；中国队则在扬科维奇执教下采用5-4-1防守结构，小组赛1胜2负未能出线，但对阵韩国时0比1小负、对泰国完成2比1逆转，展现出一定韧性。
日本队在本届亚洲杯中延续了森保一自2022年世界杯后确立的4-2-3-1体系，双后腰配置（远藤航+守田英正）提供纵向覆盖，边后卫伊藤洋辉与菅原由势频繁前插形成宽度，配合前场三叉戟的内收跑位，实现攻防转换的aiyouxi高效衔接。数据显示，日本队场均控球率达62.3%，传球成功率89.7%，两项指标均居赛事前三。其战术核心在于通过中前场密集接应压缩对手反击空间，同时利用边路斜传与肋部渗透制造射门机会。七场比赛共完成112次关键传球，远超韩国（78次）与中国（41次），反映出体系化进攻的持续输出能力。
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轮换幅度有限，孙兴慜打满全部四场比赛360分钟，黄喜灿、李刚仁亦承担高强度持球任务。这种依赖核心球员的模式在面对约旦、澳大利亚等身体对抗型球队时暴露出问题：当中场无法有效输送球权，锋线回撤接应导致阵型脱节，防守端因体能下降出现空档。八强战0比2负于约旦，韩国队全场仅完成3次射正，控球率51%却仅有38%的进攻三区传球成功率，凸显体系对个人能力的过度绑定。相较2022年世界杯，韩国队在无球跑动与第二落点争夺上未见明显提升，战术弹性受限于中场创造力不足。
中国队在亚洲杯采用五后卫体系，朱辰杰、蒋光太与蒋圣龙组成中卫组合，两翼由刘洋、杨泽翔回收保护，中场吴曦与王上源承担拦截与转移职责。该结构在对阵韩国、泰国时有效限制对手射正次数（分别仅3次与4次），但进攻端极度依赖定位球与长传冲吊。三场小组赛仅完成27次射门，为东亚三强最低，且运动战进球为零。韦世豪虽在对泰国时贡献关键助攻，但整体前场缺乏持球突破与最后一传能力，导致防守投入与进攻产出严重失衡。扬科维奇的战术选择反映出现有球员技术能力与高强度压迫体系的不匹配，转而以低风险策略争取结果。
从球员构成看，日本队26人名单中有19人效力欧洲联赛，其中德甲、英超各5人；韩国队15人留洋，集中于英超、德甲及土超；中国队仅武磊、蒋光太有海外经历，且后者已回归中超。这种人才分布直接体现在比赛节奏适应性上：日本队场均跑动118.6公里，高强度冲刺次数达142次，均列赛事前五；韩国队跑动115.2公里但冲刺次数仅118次，显示体能分配偏重维持而非主动施压；中国队跑动112.3公里，冲刺次数97次，反映出被动防守下的体能保守策略。东亚劲旅在亚洲杯的表现差异，本质上是足球工业化程度与战术执行精度的代际体现。
“状态回升”在东亚三强语境中呈现不同内涵：日本队通过亚洲杯验证新生代球员（如19岁的松木玖生、21岁的旗手怜央）融入国家队体系的可行性，为2026年世界杯储备战术变量；韩国队则需解决孙兴慜时代后期的接班问题，李刚仁、吴贤揆等年轻攻击手尚未形成稳定输出；中国队在连续两届亚洲杯小组出局后，战术保守性虽保全比分底线，却未推动技战术层面的实质性突破。所谓“剑指新辉煌”，对日本而言是巩固亚洲技术标杆地位，对韩国是维持竞争力不滑坡，对中国则是避免进一步边缘化。东亚劲旅激战亚洲杯的结果，既是对当前周期建设的阶段性验收，也划定了各自在2026年世界杯备战中的真实起点。
